央行在8月初再次推動匯改，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鑒于美聯(lián)儲加息前夕以及全球新興市場資本流出加劇的時間點，之后數(shù)天內，人民幣匯率出現(xiàn)了3％左右的貶值對全球市場形成巨大沖擊，投資者擔心，全球主要經濟體會因此而形成競爭性貶值局面并引發(fā)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
而在之后，美聯(lián)儲主席耶倫在記者招待會上多次提到新興市場風險并著重提及中國因素。除了為滿足IMF納入SDR的要求猜測之外，大部分市場投資者對中國央行在這個時間點推進匯改的政策意圖都較為困惑。
我們覺得，在目前既有的框架下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只有通過“跳出問題看問題”的方法，才能從一個更宏觀和長期的角度來看待人民幣匯改背后的邏輯。在全球經濟格局發(fā)生重大改變以及中國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已經再次站在了關鍵性的十字路口，面臨方向性的抉擇。
美元進入第三次升值大周期
美元從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已經歷兩輪大幅升值，分別是在1978年－1985年，以及1995年－2002年，期間升值幅度分別達到60％左右。就當時全球經濟來看，這期間的強勢美元導致全球資本流出新興市場回流美國，成為新興市場金融貨幣危機的導火索，這包括7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以及90年代的俄羅斯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
摩根士丹利美國經濟研究團隊以及全球外匯研究團隊認為，美元將進入“第三輪升值的超級大周期”，這是因為：
首先，美國經濟可能將進入“二戰(zhàn)”后最長的經濟擴張期，時間跨度將超越上世紀90年代那次由“新經濟”推動的長達十年的擴張期，而恰恰后者也成就了在戰(zhàn)后的第二次美元升值的超級大周期。
其次，與上世紀90年代的強勢美元出現(xiàn)的背景相類似的是，目前美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一枝獨秀”，同期歐洲和日本經濟以及其他主要發(fā)達經濟體都出現(xiàn)了嚴重的問題導致經濟增長乏力，而且這些國家無一例外都轉向貨幣寬松，從而導致本幣持續(xù)貶值。
而結構性矛盾突出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在全球資本回流美國的過程中，為了應對資本外流而被迫收緊貨幣政策，但這恰恰使得本來脆弱的經濟開始變得更加搖搖欲墜。
美國經濟在美聯(lián)儲三輪量化寬松的幫助下已經處在經濟復蘇的上升階段，而且復蘇的力度雖然偏弱，但確定性和可持續(xù)性較高，這也就是為何美聯(lián)儲在去年10月正式退出量化寬松，并開始選擇加息的時間點。
而早在2013年美聯(lián)儲開始縮減量化寬松規(guī)模時，全球資本就開始回流美國，并推升美元匯率。鑒于出口對美國經濟增長貢獻非常有限，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強勢美元，不但導致全球資本回流美國支撐美元資產價格，而且由于進口商品價格的下降會進一步推動美國消費引擎的啟動。
相反，中國經濟面臨的是“三期疊加”的困境（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以房地產投資下滑為主要拖累的經濟下行壓力巨大。雖然目前政府希望加大基建投資的力度，但目前中國基建投資對經濟拉動的邊際效用在下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如果這時候人民幣再維持和美元匯率相對穩(wěn)定的前提下對一攬子貨幣大幅升值，必將對中國的出口部門造成沉重打擊。
雖說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內需，對出口的依賴程度在降低，但出口部門整體存量規(guī)模依然巨大，如果再考慮到對相關非直接貿易部門的帶動效應，以及對全社會就業(yè)的貢獻度而言，中國經濟是不能承受出口增長出現(xiàn)大幅下滑局面的。
因此，如果我們對比中美兩國的經濟指標：PMI采購經理人指數(shù)，可以發(fā)現(xiàn)美國指數(shù)從2012年以來一直維持在50的枯榮線之上，證明美國制造業(yè)一直處在擴張區(qū)間；相反中國該指數(shù)持續(xù)在枯榮線左右徘徊，而最近兩個月更是出現(xiàn)低于50的數(shù)值。這充分說明，目前中美兩國的經濟周期是不同步，或者說是相反的：一個處在上行周期，而另外一個則處在下行周期并疊加結構轉型矛盾。而且和美國即將進入加息周期相反，中國目前已經進入為經濟增長托底的降息周期，未來降息將成為常態(tài)。伴隨中美利差將持續(xù)收窄，存在于國內套利的海外熱錢也呈現(xiàn)持續(xù)流出的趨勢，客觀上會造成基礎貨幣收縮，央行會持續(xù)降準來對沖貨幣緊縮效應。
有鑒于中美經濟周期的不同步，以及由此導致的利率周期的不同步，因此，人民幣匯率政策取向不應該也沒有必要和美元保持同步。而且目前除美國以外的全球其他主要央行都進入了“再寬松”的模式，紛紛降息以應對經濟增長下滑以及通縮壓力上升，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如果維持和美元相對穩(wěn)定就意味著將對全球其他主要貨幣的更大幅度的升值，從貨幣政策角度而言，就是緊縮效應巨大，這無疑對艱難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是雪上加霜。
人民幣匯率可能存在高估
長久以來，市場投資者和理論研究對“人民幣匯率是否高估以及均衡匯率水平”等問題莫衷一是。理想中解決這些問題的最簡單粗暴的方法之一就是：在一夜之間讓人民幣匯率完全自由浮動，然后短時間內人民幣匯率可能會向上或者向下出現(xiàn)大幅超調，但一段時間（也許一周，也許是一個月）過后，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人民幣匯率可能會停留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水平，那這個匯率水平就可以被視為人民幣在一段時間內的相對均衡匯率水平。這是一種完全由市場力量來決定價格水平的方式，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上并不現(xiàn)實，因此，我們只能從其他指標來做推測。
人民幣匯率長期存在一定的低估，這部分反映在中國央行超高的存款準備金率上。中國通過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積累了天量的外匯，再加上套利套匯熱錢的流入，造成人民幣有不小的升值壓力。但中國央行為了避免人民幣過快升值，通過結匯制度把這些外匯都匯集到央行手中形成天量的外匯儲備，從而平衡了市場上外匯的供給。
但與此同時，央行也釋放了等量的人民幣，雖說也成為中國貨幣當局長久以來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途徑，但鑒于對沖外匯占款而釋放的人民幣流動性太大，反而又造成了流動性過剩的問題，進而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為此，央行的對策就是通過不斷調高存款準備金率來鎖住部分流動性，這就造成在全球范圍內最高的將近20％的存款準備金率。因此，央行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對外匯占款高企的持續(xù)對沖，從而避免了人民幣過快升值和通脹壓力上升，客觀上造成人民幣在一定程度上低估。
但隨著人民幣在過去幾年無論是在兌美元還是在兌一攬子貨幣的有效匯率水平上都持續(xù)升值，市場逐漸達成一致的觀點：即人民幣匯率的低估幅度正在收窄，并接近其長期均衡匯率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8月公布的2015年度對中國的第四條約磋商報告中首次指出，人民幣匯率不再低估，這意味著某種程度上已經認為人民幣匯率已經接近了均衡水平。
目前人民幣匯率估值的問題已近反轉，從之前被低估轉為可能存在一定高估的問題。
首先從數(shù)據層面看，央行從去年四季度開始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從表面上看這是為作為貨幣政策寬松的一部分來實現(xiàn)穩(wěn)增長的目的，但鑒于從下半年以來持續(xù)的資本外流，央行降準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對沖資本外流所帶來的通貨緊縮效應，這也就是我們此前反復指出的：央行降息降準，但貨幣政策依舊維持在“中性區(qū)間”。
其次，從更深層次來說，一國的貨幣匯率不單單是由供需平衡來決定的，同時也要考慮其國際競爭力，而后者是由該國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力成本（或者工資）的相對水平來決定的。近年來，中國勞動生產率水平應該在穩(wěn)步提高，但相對于迅速上升的勞動力成本而言，依舊是相形見絀。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人民幣匯率應該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
匯率機制要服從經濟轉型
21世紀初以來，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在WTO框架下得到極大地提升，而中國在2002年加入WTO，從而全球藍海市場向中國敞開，“全球化紅利”為中國經濟騰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而中國自身資源稟賦中由于“人口紅利”帶來的廉價勞動力優(yōu)勢賦予中國分享全球化紅利的能力，成就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中國經濟從21世紀初以來高速增長，背后的兩大驅動因素是“人口紅利”和“全球化紅利”。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的同時，全球經濟“失衡”現(xiàn)象開始顯現(xiàn)，具體表現(xiàn)為：“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經濟結構更趨向于消費，同時大量的進口造成巨額貿易逆差；而以中國為首的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結構更趨向于儲蓄和投資，同時大量的出口帶來巨額貿易順差”的模式。
2008年爆發(fā)的美國次貸危機和之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咎于這種“全球經濟失衡”。當歐美金融危機席卷的同時，全球經濟也默默地開啟了“再平衡”模式：發(fā)達經濟體也開始重新調整經濟結構，除了像歐元區(qū)部分國家通過削減支出來糾偏過度消費之外，奧巴馬政府開始啟動美國經濟的“再工業(yè)”戰(zhàn)略，而安倍經濟學下的日元大幅貶值在客觀上形成了日本 “再出口”戰(zhàn)略。
此外危機之后，全球貿易壁壘有重新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美國啟動TPP和TTIP談判的背景下，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對發(fā)展中國家較為有利的WTO框架有被邊緣化的跡象。發(fā)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經濟“再平衡”導致全球新興市場國家也需要隨之被動調整，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對自身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屬于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一部分。全球經濟“再平衡”和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化使得中國經濟的外部“全球化紅利”開始消退。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經濟增速也開始逐漸放緩，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面臨拐點，勞動力不再無限量供應且變得不再廉價，儲蓄率的下降導致資本開始變得稀缺。因此，在客觀上導致中國舊有的出口導向和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變得不可持續(xù)。
中國的匯率政策在很長的時間內是服務于出口導向和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其中，最重要的表現(xiàn)是長期保持跟美元的軟盯住并被低估。這樣的策略帶來的問題就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蒙代爾不可能三角”，即“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xiàn)資本流動自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wěn)定性”，而中國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都是通過犧牲 “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來維系相對的資本流動自由，以及人民幣匯率和美元的相對穩(wěn)定。
但美元匯率波動很大程度上是美聯(lián)儲貨幣政策的結果，而美聯(lián)儲貨幣政策的立足點都是美國本國經濟，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其他經濟體都隨著美聯(lián)儲貨幣政策的指揮棒而起舞。從年初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以及資本市場因為美聯(lián)儲加息腳步的臨近而大幅波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隨著“全球化”和“人口”雙重“紅利”的衰減，未來中國經濟需要逐漸轉向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來驅動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經濟轉型（特別是像中國這樣體量的經濟體）的過程是復雜且困難重重的，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就是因為轉型失敗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轉型成敗除了要推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之外，更需要包括貨幣財政以及產業(yè)等審慎宏觀政策配合，而匯率作為貨幣政策關鍵一環(huán)，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央行所推行的貨幣政策依然缺乏獨立性很難令人信服，因此，通過增強匯率的彈性來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必要性已經很高。
“再寬松”為政策調整贏得時間
無論是為了在短期內避免盯住強勢美元而被動升值，還是在中長期內增強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彈性，以此提高貨幣政策的騰挪空間為經濟轉型服務，人民幣都需要放棄軟盯住美元的機制，實質上轉向盯住一攬子貨幣。
我們認為，匯率形成機制的重大轉變的時間窗口應該發(fā)生在美聯(lián)儲第一次加息之后，這主要是兩個原因：（1）美聯(lián)儲加息之前，美元匯率可能存在一定的升值超調，在首次加息之后會有所回落，因此新興市場資本外流和本貨的貶值壓力會有所減輕；（2）美聯(lián)儲首次加息之后短期內不會連續(xù)加息，因此全球資本市場繃緊的神經會有所放松，不會因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調整而受到重大沖擊。
當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轉向盯住一攬子貨幣之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可能會有所貶值，但這種貶值只不過是因為和美元脫鉤的結果，因為在一攬子貨幣的有效匯率上，目前人民幣還是保持相對穩(wěn)定，甚至可能是繼續(xù)升值的態(tài)勢。而且，在目前全球范圍內央行“再寬松”的背景下和美元脫鉤，并轉向盯住一攬子貨幣，是難得的良機。
雖然美國已經退出量化寬松，但主要只是停止購買新的資產，并沒有縮減購買規(guī)模。此外，更為重要的是，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已經接棒“量化寬松”的大旗。為了應對經濟增長下滑及通縮形勢嚴峻的局面，歐洲央行出臺了高達萬億規(guī)模的債券購買計劃，由于日本經濟的持續(xù)低迷，安倍經濟學中的貨幣寬松規(guī)模將會擴大。
但就像我們之前闡述的那樣，這些流動性不會都停留在歐元區(qū)和日本國內，會向全球范圍內的其他經濟體溢出。而放眼全球，目前中國經濟整體相對穩(wěn)健，不確定性較低，因此很有可能成為這部分熱錢流入的目的地。這將有效對沖之前的套利套匯資本流出，從而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有效支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央行可以適度減少對人民幣匯率的干預，部分釋放由于美元升值帶來的貶值壓力。
